作者 杨崇仁

单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原文发表于《亚太传统医药》2018年第一期）

    传统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经历二千多年沧桑巨变依然生机勃勃。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我国传统医药学是各民族在长期融合过程中相互影响和交流的结果。同时，中国传统医药还受到周边国家和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的影响。古代东方医学除中国医药学外，还有印度生命吠陀（阿育吠陀）（ayurveda），以及阿拉伯文化的悉陀（锡达）（siddha）和优那尼（优纳尼）（unaina）医药。古典东方医药体系之间，存在着不同知识的相互渗透和交流。正如陈寅格先生指出：“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我国传统中医药通过吸收融合外来医药文化精粹，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古印度医学对中医药的影响尤其深刻。季羡林先生认为：所谓的“国粹”中医药内实际上有许多印度医学的成分^[1]。

    隋唐时代是古代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时期。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土的胡人既有外交使臣，也有商家医者、僧人术士、小贩边民等。在宗教、物品、生活习惯、人员交流等不同程度的外来冲击下，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形成喜好外来方物的社会风气，对医药文化的交流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印度佛教文化的传播路径（图片引自维基百科）

    隋唐五代时期的对外通道除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外，还存在北方草原、东南海路以及西南陆路交通。对外通道开拓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中古时期是传统中医药走向成熟与繁荣的重要阶段，外来医药知识的传播为我国传统医药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对中医药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再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以生命吠陀为基础的印度佛教医学文化通过宗教文化媒介传播，融入中医药体系，得到古代中国社会的认同，也促进了佛教的东渐。在外域医药知识和外来药物的影响下，自唐代以来大大增加了我国《本草》的品类。

    日本正倉院珍藏的日本皇室宝物中存有唐代传入药物60余种，许多是东渡高僧带入日本的。其中，从西域传入我国后再转入日本的药物有：荜拨、胡椒、庵麻罗（余甘子）、黑黄连（胡黄连）、紫矿（紫胶）、槟榔、呵梨勒（毛呵子）、木香、丁香、沉香（包括檀香）、香附、栀子等^[2]。显然，丝绸之路起到了东西方医药学知识传递的桥梁作用，佛教在中印日医药文化交流中具有关键的意义。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曾指出：“仔细地比较中国的和印度的传统医典，来探究药物学中相互借鉴的地方，是极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3]。古代印度生命吠陀医药知识现存的梵文原典大多记载于佛经中。为数众多的汉译佛经提供了古代印度医疗文化的生动画面。如今，外来医药文化交流如大浪淘沙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丝绸之路遗迹出土的经书残卷和医书药方等，仅能提供只鳞半爪的历史记忆。尽管从中尚可依稀窥视往昔的盛况，然而汉译佛经的药物名称大多采用音译的办法，无图可籍，对应药物的名称考辩如披沙拣金，非谨而慎之，则多有谬误。本文试图从古今中外文献中比对中印传统医药的植物药，探讨印度传统医药对我国医药文化的影响。讨论古代中印医药交流。 

    中印医药建立在不同的哲学基础上，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和不同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巨大的影响。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精气学说和整体观念等。在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藏象、经络等医学理论。中医药对生命和健康的认识，以及对疾病的防治均有系统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医理论体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药性味、归经、饮片、炮制、方剂以及君臣佐使等用药原则指导中医施治用药。中医注重人体的阴阳平衡，重视整体性，关注内因与外因的调和。中医药古籍汗牛充栋，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至今传统中医药在国民健康事业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虽然中医药学自成完整体系，仔细推敲，仍可发现与印度生命吠陀有共同的自然观和相互影响和渗透的痕迹。

    印度古代医药历史悠久。印度早期文明就已存在与治疗相关的巫医术。公元前2000年，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吠陀（Vida）文化时代初始。印度巫医术在七世纪后转化为以经验和理性为基础的生命吠陀。生命吠陀是印度古代医学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医药体系之一。生命吠陀包括三大代表著作：遮罗（Susruta- samhita）（内科）、妙间（Sutruta）的《妙间本集》（Sutruta-samhita）（外科）、婆跋咜（Vaghhata）的《八支心要方本集》（Astanga hrdaya-samhita）（内外科）。耆婆（Jivaka Kumarabhrta）被誉为生命吠陀的医王和大医，是印度古代神奇医术的代表。生命吠陀存留的典籍不多，其中《医理精华》（悉昙娑罗）（Sidhasara）是十分重要的古典医学著作。该书作者为拉维笈多(Ravigupta)，原本用梵文于七世纪撰成，记述了许多有价值的医方，在印度、尼泊尔和中东地区流行。9世纪译为藏文本，10世纪译成于阗文本，也有回鹘文和阿拉伯文的译本。其中，藏文本译名为“srman-dpyand gces-p graub-pa zes bya-ba”（The medical treatise called The Perfect Selection）（医书：最佳的选择）。该书在西域各语言文化圈广为流行，成书时期正是我国唐朝的兴盛繁荣时代。丝绸之路的古代遗迹出土文物中不断发现该书的残卷。1889年在新疆库车附近发掘出写在桦树皮上的梵文本，称为《鲍威尔写本》，为现存最早的用梵文抄写的印度医学典籍。该书在中土的传播对我国古代医药文化有深远的影响^[4]。

    与我国中医药相似，生命吠陀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是一种自然医学，以保持健康、促进健康和治疗疾病为主要目的。生命吠陀认为宇宙由土（prithvi）、水（ap）、火（tejas）、风（vayu）和空（akasa）等五元素组成。五元素是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五元素的动态平衡导致了生命的生长发育、生老病死。生命吠陀的病因说为三液平衡学说（tridoshic）（三患学说）（又称三俱，三因，三病素），认为人体的风素（vata或vayu）、胆汁素（pitta）和沾液素（kapha,slesman）（痰饮）等三种液体（dasa，tri-dosa)与宇宙五元素的相互调节与平衡就是健康，三体液失衡就生病。三液聚合的病，称三合病、三集病等。三液平衡是检查病因、诊断病情和对症施治的依据。生命吠陀的治则包括饮食疗法、保健疗法、药物疗法、瑜伽疗法等。至今，在印度仍有75%以上的人口应用传统医药治病防病。生命吠陀的许多药物传入中土，融于中医药文化。生命吠陀特别重视强壮和长生的药物，与隋唐时代追求长生的社会风气相互呼应。印度的滋补强壮药物受到中土人士的欢迎，被唐代医家普遍利用。

    佛教医学是以印度古代生命吠陀为基础，以佛教教义为指导，吸收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和临床特点所形成的宗教医药体系。佛经中多有医学知识和健身的教义。佛教医学提倡“四大不调”和“四百四病”。认为四大成身（地（prthivi）、火（tejah）、水（ap）、风（vaju）四大元素），四大为家，业因所致，一大不调，百一病起，四百四病。佛教医学将药物分为四大类（时药、时分药、七日药、尽寿药）。耆婆为释迦摩尼同时代的著名医生，耆婆的事迹与传说在佛经中多有记述。耆婆的形象通过佛教传入，在我国和东亚流传。佛教医学在印度生命吠陀与中国传统中医药之间起到了知识传递和相互认同与融合的作用。丝绸之路遗迹出土的经书残卷，揭示佛教医学和耆婆传说的历史记忆。我国医药典籍亦保留着佛教医学的蛛丝马迹。

    藏医药是西藏本土医药与印度医药和中医药融合的产物。藏医药具有显著的藏传佛教文化的特征。《四部医典》、《蓝琉璃》、《晶珠本草》等藏医药重要经典认为火、土、水、风、空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要素。疾病是五元失衡导致三因素（隆（龙）、赤巴和培根不调而产生的，三因素平衡协调才能保持健康，使生命活动正常。内容丰富的唐卡形象地描述了藏医药学的内容。藏医学的五源三因论以及平衡施治的原则，显然与印度生命吠陀如出一脉，并与中医理论密切相关^[5]。

    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和德宏的傣族是古代百越的一支，汉代称为掸，唐代称为金齿。司马迁《史记》记载为滇越和乘象国。傣医药历史悠久，是我国汉、藏、彝、傣四大民族医药体系之一，与佛教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自南传上座部佛教从斯里兰卡通过泰国和缅甸传入西双版纳和德宏后，傣医药便与印度医药文化和小乘佛教产生了密切的联系。用古傣文刻写的贝叶经记载了许多古代的医药知识。

    傣医认为风(佤约、拢)、火(爹卓、怀)、水(阿波、南)、土(巴他维、拎)等四塔是构成自然界的四种基本元素，也是人体生命的基本物质。四元素失调就导致疾病产生。五蕴又称五阴（即：色蕴、识蕴、受蕴、想蕴、行蕴），是人体情感、心理等复杂的精神情志活动。不仅要平衡体内外的四塔，还需要协调五蕴，才能保证健康。傣医的四塔与生命吠陀的五元素相似（仅缺“空“元素），与印度生命吠陀的医学理论存在密切联系^[6]。由于地理位置相近与交通联系的方便，以及气候和生态环境的相似性，傣族医药的许多草药，与印度生命吠陀用药有许多的相同之处。

    印度和中国的传统医药均属于东方医药体系，将生老病死与宇宙和自然联系在一起，强调人体的整体性和人与自然界的协调，认为人体的平衡与自然界的平衡是相互制约、相互适应、相互统一的，具有东方古老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共性。这也是中印民族医药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相互交流渗透的结果。

    印度生命吠陀大医耆婆认为天下万物，无非药者。生命吠陀用草药治病，草药种类甚多。据统计，印度药用植物1000余种，约占其植物种类的二十分之一。大量使用植物药并以复方制剂施治是生命吠陀医药的重要特色。中医方剂按药物的性味、功能和归经分类，并按君臣佐使组成方剂。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联系。生命吠陀依三体液学说按药物的功能进行分类，组成方剂。统计印度160余家药厂生产的传统药物方剂1500余个，使用的药用植物共536种。其中，在50个以上方剂中出现20种（表1）；在100个以上方剂中出现9种，包括：酸藤果（Emblica officinalis Gaertn.）、诃子（Teraminalia chebula Retz.）、毛诃子（T. belirica Roxb.）、余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 L.）、甘草（Glycyrrhiza glabra L.）、胡椒（Piper longum L.）、鸭嘴花（Adhatada vasica Nees）、印度人参（Withania somnifera (L.) Dunal.）和香附（Cyperus rotndus L.）等。酸藤果、诃子、毛诃子和余甘子等4种植物药在在200个以上方剂中出现。在最常用的20种药用植物中，有8种（菖蒲、香附、甘草、胡椒、余甘子、诃子、毛诃子、蒺藜）为中国药典收载的中药材。其中，甘草是中医药最常用的药材之一。余甘子、诃子和毛诃子是著名的藏药三果汤（三勒汤）的组成。

    保健与强壮药物在印度的健康产品市场中占十分重要地位，这与生命吠陀重视人与自然界协调，强调防病、抗衰老和保健的理念有关。称作“印度人参”的茄科植物（Withania somnifera (L.) Dunal.）和著名的“神药”印楝（Azadirachta indica A. Juss）（印地语称neem）是家喻户晓的滋补强壮药。前者的根和叶还有解热，麻醉，堕胎作用。后者是有名的“乡村医生”（village doctor），全株均可入药，除滋补强壮外，还可解热、收敛、驱虫，并可治疗麻风、皮肤病、糖尿病等，普遍种植于各地乡村和山地。

    菖蒲（Acorus calamus L.）梵语Vacha、Bhutanashini、Jatila，印地语Bajai，泰卢固语Vadaja、Vasa Kannada-Baje Gora-bach、Vasa Bach，马拉地语Vekhand，泰米尔语Vashambu等，英语sweet flag。民间用于治疗失眠、抑郁症、神经症、精神分裂症，增强记忆、癫痫以及咳嗽、发烧等，是神经营养的药物。菖蒲富含挥发油，也是著名的香药^[8]。

    蒺藜（Tribulus terrestris L.）是印度最常用的20种草药之一，印度称gokshuram和gokharoo，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其果实在藏药中称se-ma（涩玛）、se-ma-ra-nggo、gze-ma等，用于养肾、利水、祛风、止痒，治疗风湿、腰痛、肾炎、淋沥等。我国《神农本草经》已有记载，中医认为蒺藜有行血下气，明目散风的功能，与藏医药和印度医药均有相似之处。

    此外，辣木（Moringa oleifera Lam.）、黎豆（Mucuna purserita Hook.）、儿茶（Acacia catechu Willd.）以及异叶乌头（Aconitum heterophyllum Wall.）等均为常用的强壮药物。

    妇女儿童用药是生命吠陀的重要方面。初步统计，印度妇女儿童常用植物药34种，用于小儿感冒、发烧、高烧、惊厥、便秘、闭尿、消化不良、体热、癫痫、助长发育、增强记忆力以及妇女月经不调、妊娠反应、安胎保胎、早产通乳、眩晕、虚弱、贪血、皮肤感染等常见病和多发病（表2）。其中，中国药典收载的品种有：甘草、香附、菖蒲、姜、芦荟、穿心莲、小豆蔻、诃子、余甘子、蒺藜、仙茅、胡椒、姜黄等13种之多。我国药典收载的与印度共同的药物，大多是中古时代通过丝绸之路来自印度的外来品种。

    由于印度地处热带，常见皮肤疾患，生命吠陀中治疗各种皮肤病的药物甚多。仅北方邦（Uttar Pradesh）民间治疗皮肤病的植物药达50余种（表3）。其中，有的是印度特有的，如印楝、印度紫荆木（Madhuca indica Gmel.）等。不少种类与我国民间用途相似，许多种类的使用习惯与云南南部的傣族药物相似，这可能与相近的地理位置与相似的气候环境有关。

    中古时期，中国的丝绸向西输往印度、波斯，直至罗马和埃及。同时，西域的药物与香料传入我国。西来使者进入东土献药和献香，若二者同时朝贡则称献香药，香药一词即由此而来。丝绸之路也是一条香药之路^[9]。印度是香料王国，盛产各种香药，香料不仅大量用于调味，还是宗教祭祀和医药健身的重要原料^[10-13]。《海药本草》（唐，李珣）是收录外来药物的专著，收载的药物即相当于广义的香药^[14]。

    神香西来。中古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外来香药风靡，成为社会风尚，香药贸易呈一时之盛。香药并由我国传到日本。天宝二年，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日本之前，在扬州备办海粮。在他采集的物品清单中，有大量的药物和香料^[15]。

    佛教将芳香植物作为供奉和祭祀的吉祥之物，以及装饰寺院创造肃穆氛围的图腾。西域香药文化随着佛教的传播深入人心。许多香药记载于佛教典籍中。佛教是香药传播的重要媒介，唐代香药贸易日盛，香药贵如白金，参伪造假混淆名实渐多。《证类本草》引《林枢密重广本草图经序》说：“由是言之，则非独察脉，用方之为难，而辨药最其难者”。外来香药辩伪至为重要，至今仍有不少品种名物混淆或误定，需要认真考察和甄别。

    香附为莎草科植物莎草（Cyperus rotundus L.）的干燥根茎。又名：香附子、香附米、莎草、莎草根、雷公头、雀头香、猪通草茹、苦羌头、香头草，臭头香，土香、有头土香、三棱草根、三棱草、水香陵、续根草等。梵语musta、mustaka（母萨怛迦），印地语bara-nagar-motha、motha、mutha、korehi-jhar、dila，孟加拉语motha，阿萨姆语keyabon，阿拉伯语saal、burbeit、dis、tara，伊朗语Iraq oyarslan。香附是印度常用香药，常用于沐浴剂配方^[16]。佛经《佛心经》、《药事》等均有记载。汉译佛经有将香附与附子相混淆，进而误将musta认作为乌头。印度北部产的异叶乌头（印度乌头）（Aconitum heterophyllum Wall.） 梵语称ativisa（波提鞞沙）、ativisa、 bish、visa（别失）、visa、halahala、hakahabena等，为生命吠陀的有毒根药之一，亦为强壮药，也有用于箭毒之传说^[17]。毛茛科乌头属植物含剧毒二萜生物碱，用其毒素制作箭头狩猎是东亚民族的共同文化传统。我国云南西南部佤族和日本北海道阿努伊族均有用当地的乌头属植物做箭毒的习俗。乌头属植物附子（A. carmichaeli Debx）为重要中药。有的译者误将香附作附子，牵强附会地将印度乌头与香附联系在一起，造成混乱。按《海药本草》载，香附于唐代传入，融入中土后为常用中药，解气郁气疼、调经祛瘀、消积食、固泄泻、长毛发、祛皮肤瘙痒，为气血必用之品。香附亦为藏药，藏语la-kang-、lo-gong-koe-ba-。《蓝琉璃》记载，香附治培根病与隆病等热症。香附适应性强，易于栽培，在我国长江以南热带亚热带地区有分布，现用国产香附入药，载入中国药典。香附精油用于日化品。

    藏红花（Crocus sativus L.）为鸢尾科多年生球茎花卉，又称番红花、西红花，药用柱头。梵语kunkuma，asra；英语saffron，译音撒发即。藏红花发源于亚洲西南部至地中海东部沿岸。伊拉克发现以藏红花为绘画颜料绘制于5万年前山洞中的岩画。公元前1000年犹太教第一部经典，希伯来人的圣经《塔纳赫》（Tanakh）就有藏红花作为香料记载。《圣经·雅歌》提到香草番红花带有强烈的独特香气和苦味。古希腊、古埃及和古罗马均把藏红花作为极高贵的香料和治疗胃肠和肾病的最好药物。波斯人把藏红花引种到印度克什米尔，成为印度生命吠陀的传统香料和治疗内毒的药物。藏红花由印度和西域（伊朗）传入中土后早先曾是皇室和贵族官宦的贵重香料和奢侈品。后逐渐成为中医药珍贵的妇科要药。用于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早期汉译多误译为郁金或郁金香。郁金（curcuma aromaticaSalisb）为姜科植物，郁金香（Tulipa gesneriana）则为百合科植物。前者的根茎是印度生命吠陀的常用药物，后者为著名花卉。中古时期多有藏红花的记载，大多均以郁金香或郁金称之。如《唐会要》记：贞观 “二十一年 (647) 三月十一日，以远夷各贡方物，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诏所司详录焉⋯⋯。伽毗国献郁金香，叶似麦门冬，九月花开，状如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华而不实，欲种取其根”^[18]。《梁书》记：“郁金独出厨宾国，华色正黄而细，与芙蓉华裹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香槁，乃粪去之，贾人从寺中征雇，以转卖与他国也”^[19]。《太平御览》记：“《南州异物志》曰：郁金者，出厨宾国。国人种之。先取上佛，积日萎槁，乃载去之，然后取郁金，色正黄，细与芙蓉华裹披莲者相似，可以香酒”^[20]。佛教文集《南海寄归内法传》（义净）卷一记迦毕试国“出善马，郁金香，异方奇物货，多聚此国”。元代以 “洎夫蓝”之名收载在《饮膳正要》。可见，唐代以来即有将藏红花译作郁金和郁金香者。明代官修本草《本草品汇精要》（1505）以撒馥兰为正名，番红花为别名收载。藏红花不仅在中医药古籍中多有记载，在古代诗词中亦多有描述，李白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诗句（《客中行》），其多有收载。藏红花传入西藏，为重要藏药。藏名ka-qe-kur-gum、kha che gur kum、中的郁金香即藏红花。佛门弟子以藏红花为法衣的正式颜色，佛经亦kur-kum、kur-gum、gu-gong、ka-ji-xia-gam。现代藏红花仍为珍贵的进口药材，主产伊朗，为伊朗的著名特色产品。我国已有引种栽培。

    檀香为檀香科植物檀香（Santalum album L.）的心材。又称旃檀、白檀，紫檀、旃檀香、旃檀那、旃达罗等，佛经有译为是月。梵语sita-candana、candana（误写为candra）、chan-dam、chandan、ananditam、taliaparnam、safed-chandan，英语sandalwood。檀香主产印度，是印度最常用的香料，也是熏香焚香的主要原料，用于庙宇、佛像、念珠和家具。檀香独特的香味有安神作用，在宗教寞想、祭祀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印度西传到埃及、希腊和罗马，东传入中土。檀香风靡唐代，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佛经中多有记载。李贺《美人梳头歌》诗曰：“西施晓梦绡帐寒，香鬟堕髻半沉檀”。檀香是中医药珍贵的进口药材，用于行气温中、开胃止痛，并用于化妆品、香水等。檀香为常用藏药，是复方藏药的主要配方成分。檀香是藏传佛教藏香、佛香等祭祀的重要香料。藏语称旃檀嘎布、占登嘎保（zaen-taen-gar-bo）、占登。目前我国檀香仍以进口为主，有少量引种种植。

    木香为菊科植物木香[Aucklandia lappa Decne（=Saussurea lappa Clarke）]的干燥根，又称广木香、云木香、青木香、土香薷、痧药草、野香草等。木香主产印度北部地区，梵语kustha、kuth，印地语kut、kur、 pachaki，泰米尔语kostum、gostham、potchuk，古吉拉特语upaleta、kur，旁遮普语kot、kusti，泰卢固语changala，马拉雅拉姆语sepuddy，坎那大语kostha，克什米尔语kuth、postkhaiin，阿拉伯语kust、qust，希伯来语kosht，英语costus。木香为生命吠陀传统香料和药物，用于宗教祭祀，熏香和洁净身体、沐浴、洗发，并用于止痛、止咳、解热、助消化等。木香是我国传统中医药的常用中药材，芳香健脾、行气止痛、温中和胃，用于胸腹胀痛、呕吐、腹泻、痢疾、消化不良、溃疡等症。在中医药典籍中，木香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名医别录》又名蜜香，称“生永昌山谷”。即木香原产现在的云南西南部永昌地区。云南西部接近印度东部，从植物地理分布规律看，不排除古时云南西南部有木香分布的可能。因大量采集，资源耗尽，不复再得。《本草经集注》云：“此即青木香也，永昌不复贡。今皆从外国舶来” ^[21]。《新修本草》亦曰：“此有二种，当以昆仑来者为佳，出西胡来者不善”。宋代苏颂《本草图经》谓：“今惟广州舶上有来者，他无所出”。提示唐宋时期的木香主要依赖进口，传入途径有北部陆路（丝绸之路）和南部海路。宋代以后，以广州为主要口岸，称“广木香”。1935年云南省鹤庆籍商人张相臣从印度加尔各答带入木香种子，种植于云南省丽江县鲁甸。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逐步替代进口，成为云南道地药材之一，称为“云木香”。木香不仅是常用中药，也是重要的藏药。《四部医典》和《晶珠本草》收载，用于治胃腹胀和肺喉病。藏语ru-da-、ru-rta。木香稀缺时曾用土木香或藏木香代替。土木香为菊科植物土木香（Inula helenium L.）的干燥根，土木香亦收载于中国药典，藏语ma-nu-、ma-nu-ba-cha-。藏木香（Inula racemosa Hook. f.）藏语ma-nu-（玛奴），bu-gar-mu-la-。西藏高山地区生长的数种菊科藏菊属植物也用于代替木香，称川木香或藏木香。如：美叶川木香（美叶藏菊)（Dolomiaea calophylla Ling），藏语qa-rog-nyung-ma-、po-rog-nor-pu。菜木香[Dolomiaea edulis (Franch.) Shih = Vladimiria edulis (Franch.) Ling]，藏语bu-ka-gar-mu-la-、xa-po-ru-da-。膜缘藏菊（膜缘川木香）[Dolomiaea forrestii(Diels) Shih = Vladimiria forrestii ( Franch.) Ling] 藏语bu-gar-mu-la-、xa-po-ru-da-。藏菊（川木香）[Dolomiaea souliei (Franch.) Shih = Vladimiria souliei (Franch.) Ling]，藏语bu-ka-gar-mu-la-、xa-po-ru-da-、bu-ka-mu-la-、bu-gar-mu-la-、bu-gaa-mu-la-等。中医药的木香品种混乱，但主流品种清晰，通常不致混淆。藏药的木香品种更为复杂，各地藏医应用经验各异，容易混淆。而今，云木香已成为我国传统医药木香药材的主流来源，除云南大量栽培外，在长江流域各省区均有种植。

    甘松又名甘松香、香松。为败酱科植物匙叶甘松（Nardostachys jatamansi D.Don）的根和根茎。产印度北部，尼泊尔和不丹，西藏南部也有分布。梵语nalada、mamsi、jata，有将梵文misgana、kunci、kuncika、ku-mi-ci（苦弥哆）对应为甘松者。英语Spikenard、Muskroot、Jatamansi。甘松是生命吠陀用于香薰和焚香的香料，也是镇静和抗惊厥药物^[22]。中医用于理气止痛、开郁醒脾。藏语榜贝，维吾尔语松布力印地。

    胡椒为胡椒科植物胡椒（Piper nigrum L.）的种子。果穗开始成熟时采收，干燥，加工为红胡椒、绿胡椒和黑胡椒，果穗完全成熟后采收，浸泡去皮，干燥，加工为白胡椒。胡椒自古以来就是著名香料，原产印度西南海岸。胡椒在中世纪进入欧洲，引发了争夺香料的战争，推动了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

    胡椒的梵语为marica（味履支），cavya，usana。生命吠陀将胡椒与长胡椒和干姜合称“三热药”（姜椒荜拨），制成药糖剂，治疗消化不良等。胡椒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后汉书》载天竺国“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诸香、石蜜、胡椒、出石蜜、胡椒、姜、黑盐”。自《海药本草》和《唐本草》以来，历代本草均有收载。为温中散寒、健胃止痛的常用中药，也是道家炼丹的原料。胡椒曾为贵重的异域香料，珍稀的贡品，有很高的商品价值，以至帝王的赐品和官员的奉禄有用胡椒代替者，甚至以囤积胡椒作为财富的象征。宋代以来逐步形成食用调味的习俗进入民间。

    胡椒是重要的天然香料。迄今仍然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天然产物。胡椒的原产地有印度西部说，也有缅甸和阿萨姆说。从印度向外传播。目前，东南亚是胡椒的主要产地。我国在云南南部和海南岛热带地区种植。

    同属植物荜拨（Piper longum L.）,又称长胡椒，梵语pippali、magadhika，于阗语patala。其果孟加拉语pipul,pipli，印地语pipul,pipli，英语long pepper。其根孟加拉语pipul-mul、pipli,piper，，印地语pipli-mul，泰米尔语tippili，泰卢固语pippali katte，阿拉伯语dar-filfil，波斯语maghz-pipal。大多数名称均源自梵文pippali。荜拨为印度生命吠陀常用的滋补药，果为香料，根滋补并做调味剂，用途甚广，药效强于胡椒。《酉阳杂爼》称：“荜拨，出摩迦陀国，呼为荜拨梨，拂林国呼为阿梨诃他”。摩迦陀国为天竺古国，拂林国则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佛经中记载荜拨，译名还有萆拨、毕拨、毕极、毕苃等，敦煌出土残卷多见记述。

    汉唐时代的中古时期，以药王孙思邈（541-682年）的大量医学著作为代表，是中医药理论完善和系统化的时期。同时，中外交流频繁，也是大量外来药物进入中土的时期，“胡药”成为时髦商品^[23]。《急备千金要方》（652年）和《千金翼方》为划时代的两部重要经典，记载了许多外来医疗经验，以及许多的外来药物。

    印度生命吠陀认为无物非药，多以复方用药。孙思邈说：“有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为灵药”。中印医药自古以来就有交流，而且具有共同的大量应用草药的理念与经验。《千金翼方》收载了印度复方药“阿迦陀圆方”，由五味药物组成，即：紫檀、小蘖、茜根、郁金、胡椒。该方是系列方，有54个副方，加减药物多种，主治功能极多，最突出的为“耆婆万病丸”，为治万病之万能圣药，谓万灵药之祖。阿迦陀圆方源自印度“大香象阿迦陀”方（遮罗迦本集），为古印度著名解毒方，亦为多系列方，有11个功能，涉及病症数十种，与印度神话、宗教和民俗均有密切联系。阿迦陀圆方在佛教经典中亦多有记述。印度生命吠陀的灵丹神药，通过佛教传播和民间交流徐徐进入中土。其中，三勒浆是生命吠陀通过佛教医药传播和古为今用的典型案例。

余甘子及诃子（图片引自维基百科）

隋唐时期中外交流频繁，西域饮食文化传人中土。传入的果酒除葡萄酒外，以三勒浆最为著名。三勒（tri-phala）又称三果或myrobalan，为印度神效之药浆，由诃子、毛诃子和余甘子组成，是最常用的果药，既是清凉可口的果汁露，也是治疗腹泻、咳嗽等疾病的收敛剂，三勒浆的功能被传为神话，至今印度开发了许多医疗健康产品^[24]。三勒浆发源于印度，在丝绸之路上沿东西方传播。西至阿拉伯、波斯及罗马，东到中土。东传途中在于阗、敦煌、吐蕃等地留下许多遗迹。在出土的文物残卷中有不少的记载。三勒浆最早为胡人进献的贡品。李肇的《唐国史补》为我国最早记载三勒浆的文献，称：“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三勒浆为唐代皇家专用的外来高端珍稀佳酿。初唐诗人沈诠期有“仙人六膳调神鼎，玉女三浆捧帝壶”的诗句（《嵩山石淙侍宴应制》）。清陈元龙辑《格致镜原》引杨慎《升斋外集》云“唐代宗以三勒浆赐太学诸生，其光色灼灼，如蒲桃桂醑，味则温馨甘滑”。描述了三勒浆在宫廷和王公贵族中享用盛况。三勒浆传入我国后曾为古代寺院的珍贵饮品，“能煎此味”的僧人倍受尊敬，士大夫“争投饮之”，成为寺院饮食风尚，佛经中亦有三勒浆和三果汤的记载。三勒浆入药作浆，唐代医药典籍《新修本草》(苏敬等)收载毗梨勒条云：“味苦，寒，无毒。功用与庵摩勒同。出西域及岭南交、爱等州。戎人谓之三果”。《千金要方》（孙思邈）的“麇角丸方”的服法记述：“空腹取三果浆以下之”。本草典籍多有收载，应用无多。三果药材亦未能成为中医经典方剂的重要配方药物^[25]。三勒浆在我国的民族医药中留下了历史的记忆。三勒浆及其组成药材为藏医药的重要药物，在 《月王药诊》和《四部医典》等藏医药典籍中多有记述。我国药典将三果汤作为藏药收载。

    诃子为使君子科植物诃子（Terminalia chebula Retz.）的果实。又名柯子、诃梨勒、诃黎勒、诃药勒、诃梨、诃黎、呵子、藏青果。梵文haritaki、pathya、abhaya、putana，印地语har、harrb、bblhar、zanghl-har，孟买语hardb、harle、hirada，孟加拉语hora、hbrltaki，泰米尔语kaduk-kbi、karakkbya，波斯语halila，阿拉伯语halilaj和ihliligat，英语embric、emblic myrobalan、Indian-gooseberry。诃子为高达30 m乔木，分布于印度、尼泊尔、中南半岛，以及我国南部热带地区，以果入药，用途甚广^[26]。佛经记载诃子众病皆能治，服者病皆当差（比丘道略集 《杂譬喻经 》）；此果为药，功用至多，无所不入（《大正藏》卷54,1103页）。西晋嵇含 《南方草木状 》（304年）云：“诃梨勒 ，树似木杭，花白，子形如橄榄。六路，皮肉相着，可作饮，变白髭发令黑。出九真”。《海药本草》（李殉，907-960年）指出“方家使陆路诃梨勒，即六棱是也”。《四声本草》（唐，萧炳）曰：诃梨勒 “波斯舶上来者，六路，黑色，肉厚者良”。唐代用果和叶为饮，诗云：“一叶生西徼，赍来上海查。岁时经水府，根本别天涯。方士真难见，商胡辄自夸。此香同异域，看色胜仙家。茗饮暂调气，梧丸喜伐邪。幸蒙祛老疾，深愿驻韶华”（包估 《抱疾谢李吏部赠诃梨勒叶》）。诃子在我国主要用于治疗赤白痢、冷泻不止、咳嗽、失音不语等症，近世用之不多。藏语称诃子为a-ru-ra（阿肉拉），为许多藏医药复方的主要成分，用于各种病症的治疗配方中，是使用最多的藏药品种，称为“药之王”。诃子为进口药材，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云南西南部永德县发现大片野生诃子林,分布于海拔700-1500 m范围的低热河谷地带,达20余万株。云南诃子除药用外，按当地民族习惯，制成健康食品和饮料^[27]。

    胡黄连（Picrorrhiza kurroa Royle ex Benth.）为玄参科胡黄连属植物胡黄连的根茎和根。产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2700-4500  m的高山地区，尼泊尔、不丹、锡金也有。胡黄连梵语katuka-rohini、rohini、katurohini、tikta、kurroa、katuka、tiktarohini，印地语kali、katki、katukurogani、kaur、kuru、karru、kuruwa、kutaki、katuki、kutki、kali kutki，孟加拉语kuru，孟买语kali-kutki，旁遮普语kali-kutk，泰米尔语katuku-rogani、katuku-ragani，尼泊尔语Kutki，伊朗语kharb aqe-hindi，英语kurroa。胡黄莲产于喜马拉雅山区，地下部位极苦，生命吠陀用为清热解毒和健胃药，并治疗肝脏疾病和皮肤病。也用于上呼吸感染、发烧、消化不良、慢性腹泻等。还作为高山龙胆（gentiana kurroo）（印地语karu）的替代用药^[32]。胡黄连始载于《唐本草》，记出波斯。《开宝本草》记胡名“割孤露泽”，中名亦称胡连、黑黄连。为中医药解热保肝之要药，用于幼儿高烧。胡黄连亦为常用藏药，收载于《晶珠本草》，藏语hong-len-mug-bo（洪林木波）、hong-len-qog-、kya-hong-len-。胡黄连向赖进口。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西藏南部和云南西北部（维西）高山地区发现同属近缘植物西藏胡黄连（Picrorhiza scrophulariifloraPennell.），遂用西藏胡黄连代用进口印度胡黄连。

【参考文献】